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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宋韵文化 恢宏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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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鄞州新闻网记者 吴海霞 摄影 李超

  鄞州地域文化专家戴松岳说,从历史的坐标看,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辉煌。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比如六朝时期的南京。

  比如,两宋时期的鄞州。

  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名人辈出,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留下光辉的篇章。这就是宋时的鄞州。

  8月31日,省委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强调,宋韵文化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浙江要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

  鄞州迅速行动。前天,鄞州召开全区宋韵文化建设工作部署会,提出要进一步寻找打造宋韵文化金名片的鄞州路径和鄞州解法。

  打造宋韵文化的传世工程,鄞州,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并且在当下的传承弘扬中具有先发优势,中国首个“海丝文化之乡”、王应麟读书节、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王安石治鄞的相关研究及作品创作等,这些影响力广泛的文化品牌,无不打上了深深的“宋韵文化”之印记。

  “海丝”路上的宋韵: 放眼天下与敢为人先

  东吴镇童一村古雅宁静的天童老街,是正在打造中的太白蓝湾“山海振兴”线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老街上有个作为研学活动课堂的场馆——“海丝寻迹文化馆”,时常有学生以及各地参观者,在此了解唐宋以来,宁波在建筑文化、茶文化、陶瓷文化等方面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交流。

  作为中国首个“海丝文化之乡”的鄞州,拥有着丰富的“海丝”文化资源,其中在天童老街边上的天童寺,就蕴含着“一带一路”活化石文化密码。

  历经1700余年而不衰的天童寺,坐落在层峦叠嶂的太白山下,“群峰抱一寺,一寺镇群峰”。

  当年,天童寺和保国寺等宁波市的几处文化遗产点,列入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推荐项目“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首批名单,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在考察天童寺时曾表示,天童寺在宁波的“海丝”史迹中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它的历史价值和文物风貌得天独厚,是申遗不可或缺的砝码。

  天童寺占地面积7.64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88万余平方米。有殿、堂、楼、阁、轩、寮、居30余个计999间。一条郁郁葱葱的万松大道恭迎宾客朝山进香。

  作为“海丝”重要节点的天童,与宋韵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青山捧出梵王宫”,这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关于天童的诗句。时任鄞县县令的王安石,曾两度在天童寺留下诗文。

  千年来,天童寺曾迎来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佛教,又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将本土化后的佛教送到日本。宋、元、明时期,32批日僧到天童寺参禅、求法,11批中国僧人赴日弘法、传教。

  如今,天童寺对外交流仍然频繁,各国的禅宗人士相继到访天童,特别是日本曹洞宗,仍尊天童寺为祖庭,常有信徒前来朝拜。

  位于五乡的阿育王寺,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至今,在天童寺和阿育王寺,都留存着丰富的金石碑刻资源,其中有苏东坡撰文并书写的《宸奎阁碑铭》、状元张孝祥书写的《宋故宏智禅师妙光塔铭》、宋代高僧宗杲书写的《无尽灯碑》、宋理学家张九成书写的《妙喜泉铭》等宋碑。这批宋碑保存完好,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而且其影响深远。

  遥想当年,日僧圆尔辨圆入宋,归国前,将两座寺院中的一批宋代碑刻拓片携往日本,成为日本京都东福寺、东京宫内厅书陵部等地的藏品。这些珍贵藏品有宋孝宗所书的《太白名山四大字碑》、宋代释正觉所书的《明州天童山景德寺新僧堂记》、宋高宗所书的《明州阿育王佛顶光明塔碑》、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所书的《赠佛照禅师诗碑》等。

  此外,宁波文保专家杨古城发现,在福冈的寺庙里,还有1195年阿育王寺所刻的“阿弥陀佛”石碑。

  从佛学到文化,从碑刻到拓片,宋朝的那300余年里,见证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的古寺,还有鄞州的七塔禅寺,北宋时期,四明知礼大师中兴天台宗,影响深远,日本僧人频繁前来参学。

  与“海丝”相关的还有东钱湖窑址,据区文保中心主任金琪军介绍,目前发现的东钱湖窑址时代上起东汉,下至南宋初。尤其是上水岙窑址产品是中国早期外销青瓷的代表,荣获2018年度浙江省重要考古发现,窑炉得以原址保护并修建了窑址展示馆,为研究唐宋时期越窑烧窑技术、制作工艺和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

  鄞州重要的“海丝文化”遗存还包括三江口以及堪称航海地标的庆安会馆和天后宫等。在宋代,从宁波港输出的瓷器、陶器、漆器、丝绸、书籍等商品,其背后是一种极具文化内涵的生活方式的输出。

  而同时,放眼天下的海外贸易,从宋至今,给了鄞州人海纳百川的视野与胸襟,更给了鄞州人不安于现状、不甘于平庸的精神,海洋文化与商贸文化孕育了鄞州人“开放在先”“敢为争先”的精神,并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光华。

  碑刻石刻里的宋韵:

  瑰丽艺术与诗书精神

  “中国书法之乡”是鄞州的另一张文化名片。

  碑刻,不仅是书法的承载,也是历史以及文化精神的凝结,散落在鄞州各地的碑刻,如珍珠遍野,穿越时空,诉说这片土地之上的传奇。

  拓片研究者李本侹告诉记者,鄞州区的宋碑,特别是南宋的碑刻数量较多,而且无论从书碑者、刻碑者来看,其整体档次较高,从全国角度来看,也是一大特色。如《宋故宏智禅师妙光塔铭》,为绍兴二十九年(1159)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书,吏部尚书贺允中篆额;《宋故淑人黎氏圹记》,为绍定元年(1228)宰相史弥远为妻子所书;东钱湖小普陀的“补陀洞天”,虽然无款,但因为洞是宰相史浩为其母亲所开凿的,所以,极有可能,这是史浩的手笔,可以成为南宋摩崖石刻的代表。

  此外,立于东钱湖畔史浩墓前的一块《纯诚厚德元老之碑》,是非常罕见的大型碑刻,据史料记载,原碑上有6000余字碑文,为楼钥所书,由于遭到毁损,目前只能看出几十个字。在沙孟海书学院内,有沙孟海书、黄良起刻、王安石文的《鄞县经游记》碑,是3位大师级人物跨越时空的一次对话,虽然为当代碑刻,但留有宋韵。

  著名的宋碑,一块是阿育王寺《宸奎阁碑铭》,为宋代著名文人苏轼撰并书,也是苏轼传世最正规的一方楷书碑,他还直接参与了碑刻样式的设计,全文记叙了怀琏禅师入京城与皇帝探讨佛法,在阿育王寺终老的经过。

  据李本侹考证,《宸奎阁碑铭》初次刊刻,是在苏轼撰文的同一年,很可能在历经十余年后,在“元祐党禁”时期被毁。那个时期,存于各地的苏轼的多块楷书大碑被毁:“国内至今也没有发现此碑宋代的拓片,但在日本宫内厅图书寮收藏有一张《宸奎阁碑铭》拓片。”

  著名书法家陈振濂曾说过,要从学术上讨论苏轼楷书的得失,《宸奎阁碑铭》是一个最理想的研究对象。《宸奎阁碑铭》与苏轼同类作品相比,书法笔力更显沉着劲健,于肥腴之中彰显筋骨,顿挫转折之间耀现精神,被誉为苏轼五大楷书名碑之一。在多个版本的《中国美术史》中,都将《宸奎阁碑铭》作为苏轼楷书的代表作。

  目前在阿育王寺《宸奎阁碑铭》有元代的残碑和明代的重刻碑。明代重刻碑的版本依据是来自著名藏书家范钦所藏的拓片。

  苏轼碑刻现身阿育王寺,是鄞州宋时文化的吉光片羽,也说明鄞地对苏轼这样名家的吸引力。

  另一块是天童寺内的《宋故宏智禅师妙光塔铭》,为状元张孝祥所书。说到张孝祥,作为鄞州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他的状元策、诗、字,被称为《三绝》。宋高宗见其手迹,赞曰:“张孝祥词翰俱美,必将名世。”

  张孝祥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与鄞州另一位宋词大家吴文英,并称为鄞州历史上宋词名家之“双璧”,他的代表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展现了他报效国家的壮志。

  而“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的吴文英词:“何处合成愁,丽人心上秋”“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等句子,则是另一种清丽婉转。

  鄞地两大宋词名家,流光溢彩至今,展示着不同的精神风貌与文化魅力。

  张孝祥的书法则深得颜鲁公用笔之三昧,清劲放逸,雄秀兼具。他还有个侄子叫张即之,也是鄞州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大家,初学米芾和张孝祥,后融合欧阳询、褚遂良体势笔法,自出新意。

  如果宋碑里闪耀着艺术魅力和人文精神,那么东钱湖南宋石刻里则洋溢着一个显赫家族带来的荣光。

  文臣、武将、战马、猛虎、跪羊、石笋、华表柱……寂静地散落在东钱湖畔的群山之间。这幅有着鄞地独特辨识度的宋韵画面,被誉为“江南兵马俑”。

  这些石刻群中140余座石像生为南宋时期,其余几十座为明清石刻。这些南宋石刻群,集中展示了石刻文化,再现了古时民居的生活场景,为建筑学、文物学、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开展中国南宋至明清时期职官、衣冠、雕刻、殡葬等社会制度乃至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形态等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东钱湖南宋石刻以造型准确,形体动作多样、表情生动而著称,鲜明地再现了当时的人文景观,同时填补了我国南宋时期雕刻史、美术史的空白,为考古学家追溯南宋时期人们的生活群像留下了丰富的考证线索,并因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国罕见,2001年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极具历史韵味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瑰宝,南宋石刻承载着东钱湖的记忆,向世人展示了东钱湖的独特魅力。

  同时,这些石像生也带出了鄞州历史上显赫的史氏家族的辉煌篇章。史氏望族墓道石刻群括宋冀国夫人叶氏太君墓道、宋太师越国公史诏墓道、宋太师齐国公史渐墓道、宋卫国忠献王史弥远墓道等。

  南宋历经152年,其中近80年的时间跨度里,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三代相继为相,流传下“一门三丞相、四世两封侯”的嘉誉。

  据戴松岳介绍,与史氏家族显赫时期相呼应的是,两宋320年间,鄞州涌现出了大量文化人才,进士达到712人,其中南宋近600人,状元5人。“满城紫衣贵,尽是四明人。”这句话形象表述了鄞州人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期间所拥有的特有地位。著名的楼氏家族,从北宋之后走出76进士的姜山镇走马塘等,成为鄞州诗书传家的样本。

  此后近千年来,无论是“经世致用”等浙东学派的传播,近现代鄞州文化名人辈出,还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院士数量,都与宋代的繁荣风雅密不可分。

  在石碑石刻系列中,还有两座石牌坊值得一提,因为它们和南宋石刻一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已确认大约建于南宋至元代。横省石牌坊位于五乡镇横省村仙人山,是采用当地“椅岙石”石料建造,所在墓道已毁,墓主无从考证。庙沟后石牌坊位于东钱湖畔的墓地神道,从构造到细部做法同样为木结构的模仿,与宋代《营造法式》基本吻合,这两座牌坊为研究我国明代以前石牌坊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例,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接续传承中的宋韵:

  品牌打造与时代回响

  在“中国海丝文化之乡”“中国书法之乡”等标签外,鄞州还有不少文化品牌和金名片,也接续传承着宋韵文化,同时在当代有着清亮深远的回响。

  追溯宋代鄞州,有两位姓王的名人,在近年来成为鄞州文化传播中的“高频词”,其中一个是北宋的王安石,另一个是南宋的王应麟,他们在宋朝的两端,隔着200余年的光阴,成为鄞州历史文化中极有分量的两大篇章。

  王安石治鄞,短短3年时光,不仅是影响中国历史的变法先声,也书写了鄞州薪火相传的精神坐标和发展理念。

  他用脚步丈量鄞县,体察民情。他的《鄞县经游记》中写:“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他清理县库存粮,救济灾民。他兴修水利,治理东钱湖。

  王安石还为宁波开创了一个“教育与知识”的时代。遍访山野硕老后,他找到了杜醇、楼郁、杨适、王说、王致等五位饱学之士,史称“庆历五先生”,在他的倡导下,明州形成了官学、书院、蒙学等三个教学系统。

  前文中提及的史氏三相以及大批文人、进士、官员的涌现,与王安石办学不无关系。

  千年后的鄞州,王安石县政治理的发展、为民、改革、务实的思想,已经融入鄞州人民奋斗进取的发展步伐中,如今的鄞州,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都在全省及全国领跑领先,是“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并在一路奔跑着以奋进的姿态,干好“一三五”、当好领跑者、挺进首位区,实现“当标兵攀新高,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标杆区”的宏伟蓝图。

  王安石纪念馆、王安石公园、王公塘……鄞州留下了一串与王安石有关的地名。同时,“王安石与鄞州”的文化品牌打造,也在几年前启动。我区策划出版了《王安石与鄞县》等书籍,与光明日报社合作举办王安石县政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研讨会,电视纪录片《王安石》获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王应麟,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政治家。南宋灭亡以后,他隐居乡里,闭门谢客,著书立说。传世书法有《著书帖》等。著有《三字经》《困学纪闻》《小学绀珠》《玉海》《通鉴答问》《深宁集》《诗地理考》等。王应麟著述丰厚,却以蒙学著作《三字经》最负盛名,流传海外众多国家,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

  王应麟和《三字经》成为近年来我区成功打造的具有宋韵辨识度的重要文化品牌,围绕王应麟《三字经》蒙学文化,鄞州区与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合作成立“王应麟学术研究基地”,持续举办王应麟读书节、“王应麟学术研讨会”,实施“《三字经》重修工程”,编纂出版《三字经古本集成》《王应麟著作集成》等,王应麟及《三字经》相关活动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进一步打响文化品牌。

  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应麟著作集成》项目之《四明文献集》参与者张骁飞如此解读:“从王应麟的求学、治学途径及其成就来看,他在童蒙教育和自主学习方面都有成功经验和深刻体会,他对文化传承充满使命担当精神。鄞州以王应麟命名读书节,就是要弘扬传承这一精神,从而推动全民文化素质的提升。”

  鄞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品牌标签源于宋,那就是“千年义乡”。

  东钱湖畔下水村,史氏宗祠里的“八行堂”高挂着“孝、友、睦、姻、任、恤、中、和”八种家风。

  再把时光回溯到南宋,那个显赫的史家,丞相史浩的祖父史诏,以孝义而在乡邻间闻名。史诏之母,乐善好施。史诏看到身边有贫困者时常救济,史诏妻子徐氏也是如此,史诏还替一些家境贫困的朋友培养孩子,因此留下“八行先生”的美名。

  丞相史浩在京等候官职任命时,曾断然拒绝秦桧的笼络,显示出文人的节义。同时,他做了很多善事:常捐出自己的俸钱赏钱,用于百姓造桥、购置义田;在福州创办义庄,养育孤儿;晚年回乡居住,和汪大猷等人一起推动四明乡曲义庄的创建。

  著名学者汪大猷,为人慷慨,乐于帮困扶贫,看到那些流寓四明死后无法安葬者,便倡议大家帮着料理后事。他首创以义庄形式救济穷人,开四明善义之风。

  出过很多文化名人的四明楼氏中的楼钥伯父楼寿玉,自己生活节俭却慷慨解囊助人,出钱修筑堤防,开设义庄,定下救济贫困的规约。

  乡曲义庄制度的建设推进,史氏、汪氏、楼氏等南宋时期几大望族功不可没,并在社会上倡导了义风。“义乡”之名由此而来,并传承至今,“千年义乡,厚德鄞州”,不仅因为拥有全国道德模范、“支教奶奶”周秀芳和“小巷总理”俞复玲,以及“宁波妈妈”张亚芬、“造桥女孩”严意娜等众多模范、“最美”人物而成为道德高地,同时,在“义乡”文化浸润下、“大义当先”精神引领下,凡人善行处处涌现,志愿服务成为鄞州人的习惯,文明风尚日渐浓郁,当下,正掀起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标杆区的热潮。

  部门及专家解读宋韵:

  融合创新,焕发活力

  鄞州打造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推进宋韵文化创建,是一项各地各部门及全社会都参与其中的工作。

  宋韵怎么解读?遥远的千年之前,那琴棋书画之美,那生活细节之美,那宋词之中的豪情与深情,那烟雨江南与金戈铁马,那江山的兴盛与衰亡。

  鄞州又有着怎样的宋韵可以传世与建设?

  戴松岳的答案是人,做好鄞州宋代名人文化的文章。两宋时期鄞州涌现了众多名人,在政界、文化、军事等,这些名人资源需要进一步宣传弘扬,尤其是要注重人文精神的解读和传承,包括这些名人身上的浩然正气、家国情怀、清廉为民、造福桑梓等:“鄞州自古就是诗书之乡,文献之邦,这些传承的源头主要可从两宋之际去追溯。”

  名人文化、人文精神、“四先”精神,这是那个具有辨识度的遥远年代留给鄞州大地的回响。

  金琪军认为,宋韵文化的创建,离不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从文保工作出发,要进一步推动天童寺的修缮维护、环境整治、景观恢复、史迹陈列等一系列工作。同时,将“精特亮”工程涉及的文化遗存、文保单位中跟宋韵文化相关的部分,要进行梳理与推广,让“精特亮”工程更具文化内涵,讲好鄞州故事。

  此外,金琪军还表示,非遗的传承与创新,也可结合宋韵文化进行推广,比如结合区内非遗资源,研发有创意、有市场的《三字经》主题文创产品,加强对王应麟文化的挖掘,与相关部门衔接,建设王应麟《三字经》文化展示馆、三字经文化公园等。

  东吴镇画龙村木与生活艺术展厅,今年以来,正在成为文青们的网红打卡点,而这个文化空间里洋溢着典雅的宋韵文化魅力,很多家具的设计灵感来自宋画,空间打造者是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家具系副主任邵良。

  “宋韵文化有物质的遗存,也有精神的传承。我选址在东吴打造‘画龙·艺境’,借助宋韵文化的建设,作为‘艺术振兴乡村’的抓手。”邵良说。

  作为宋韵文化建设工作的牵头单位,区委宣传部日前也在整合资源、精心策划、部门合力等方面开展了各项工作。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行君表示,要把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宋韵文化金名片,当成鄞州建设“文化强区”的牵引性和突破性的有力抓手,而宋韵文化要亮起来,活起来,成为浙江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焦点和亮点,需要一些工程、项目来支撑。

  张行君告诉记者,经过系统梳理和思考,他认为下一步可以从十大工程去谋划和推进鄞州宋韵文化建设工作:宋韵文化研究工程,挖掘梳理全区与宋韵文化相关的人物、典籍、遗存等特色资源;宋韵文化走廊工程,谋划建设宋韵文化线、南宋特色街区等一批点、线、面相结合的地标性设施项目;宋韵文化精品工程,围绕宋韵文化品牌打造,开展书法、美术、摄影等各种样式的创作;宋韵文化产业工程,谋划培育宋韵文化参观展示、体验、购物消费等项目;宋韵文化节庆工程,让宋韵文化活起来、走进大众;宋韵文化活化工程,让传统文化历史遗存更加生活化;宋韵文化品牌建设工程,围绕王安石、南宋史氏家族、王应麟与《三字经》、鄞州两宋名相、南宋墓道石雕艺术、进士文化和北宋浙东新儒学、佛教文化与海丝文化等,打造一批鄞州辨识度的宋韵文化品牌;宋韵文化数字工程,增强线上体验和传播推广;宋韵文化人才工程,为宋韵金名片打造提供人才支撑;宋韵文化传播工程,策划推出一批品牌栏目、融媒体爆款产品,加大传播力度。

东钱湖。
阿育王寺。
庆安会馆。
天童老街。
宋明家居研习基地。
天童寺。
三江口。
 
 
原标题:
编辑:兰妍
来源:鄞州新闻网 21-09-10 15:35
纠错:14812802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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