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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汝咸:漳浦“开邑第一贤令”
他是于成龙式的清官,《清史稿》称他为循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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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永良

  疫病,自古以来是人类文明的大敌,据邓拓所著《中国救荒史》统计,自殷商至1937年,我国共发生大规模疫灾261次,其中清代占74次,总数居各朝代之首。那时,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发生疫病的同时往往伴随着饥荒。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夏天,一位叫陈汝咸的鄞州籍官员,在陕甘宁一带赈灾时感染时疫,不幸去世于宁夏六盘山下的海都喇。《清稗类钞·吏治类》载:“讣闻,圣祖(康熙帝)悯悼,称好官可惜者再。”《清史稿》称陈汝咸为循吏,意思就是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好官。

  自电视剧《于成龙》播出后,很多观众都为剧中的好官于成龙深深感动,却不知清康熙年间还出过一个类似于成龙这样的好官。他担任福建漳浦知县13年,惠民德政不可胜数,当听说他要调离时,漳浦百姓争相赴县城吁请留任。他调到南靖县,强盗们听说他是好官,纷纷赶来自首。他赴陕甘宁赈灾,一天步行9座山岭,因操劳过度,又感染疾疫,不幸去世于六盘山下的海都喇。入殓时,他的遗物只有衣服一套、铜钱一串。康熙帝获悉后连连称叹“好官!”漳浦百姓更是追思不已,在城北建月湖书院,塑其像,瞻仰祭拜。

陈汝咸画像

  这位好官名叫陈汝咸,是鄞州人。

  赴他任百姓力挽

  “陈县令要调走了!”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初夏,随着一个消息在福建漳浦县城乡不胫而走,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往县城,一下子聚集了一万多人。

  他们都是漳浦县的平头百姓,此时此刻,他们不约而同来到县城,都只为表达一个心愿:陈县令不能走。

  此前,县里的乡绅经过商议,已派代表前往省城,拜见总督梁鼐、巡抚张伯行,吁请把陈县令留在漳浦,但得到的答复是:谕旨已下,皇命不可违。

  听说上官没有答应,百姓们不约而同回家搬取农具,霎时间,犁耙、水车、桌椅堆积如山,县衙大门被堵了个水泄不通。众人还一起对着县署大喊:“陈大人您不能走!”

  县令陈汝咸见此情景,百感交集又愁上眉梢,他吩咐手下,在县衙门口张贴告示,称自己确已收到上级调令,公务在身,不能不走,希望百姓们理解,再说自己在漳浦多年,只做了些平日该做的事, 并没有什么恩德可言,所以大家也没必要如此挽留。

  但这种劝说没有任何效果,聚集在县衙周围的百姓仍在不断增多。

  6月12日,陈汝咸赴任的时间到了,他刚走出县衙,就被守在街巷上的百姓团团围住。史书记载,当时百姓“环跪哭叫:‘公莫去,活我百姓!’有的更拥攀坐轿”。陈汝咸行不得,只好辗转回衙。至黄昏,有群众数百人卧守大门,还有数百人把守城门。无奈,陈汝咸只得向城内守军借来两匹军马,带着一个随从,假扮成巡逻者,至夜半时分,趁着夜色难辨,穿小道走出北门,悄然告别了和自己相处了13年的漳浦百姓。

  那么,这陈汝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如此受到百姓爱戴呢?

  陈汝咸(1658—1716),字莘学,号悔庐,又号心斋,鄞县人,住县城月湖。父亲陈锡嘏是黄宗羲的学生,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以经学闻名。

  少年时,陈汝咸就跟着父亲到甬上证人书院听学并参加策论。证人书院位于府城西管村白云庄,为明末清初儒学大师黄宗羲讲学的地方,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发源地,在中国学术史上享有殊誉。陈汝咸置身于这样的氛围中,专心致志于慎独的研究,对各家学说无所不通,成为人们眼里的神童。黄宗羲曾称赞他:“这孩子今后就是程颐门下的杨迪,朱熹门下的蔡沈,前途无量啊。”

  康熙三十年(1691),陈汝咸以会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出任福建漳浦知县。

陈汝咸所撰书匾。

  陈汝咸任漳浦知县13年,不忘初心,严于自律,怜弱济贫,兴利除害,在百姓中留下了良好口碑。他的学生、著名学者蔡世远曾称赞他:“正己率物,廉以居身,俭以养德,至(浦)之日,一以兴利除弊为己任”“莅浦以来,凡百艰辛,皆备尝之,劲节凌霜,久而不变,十三年素丝不染,白璧无瑕”。被誉为“筹台宗匠”的蓝鼎元也称赞他:“强教悦安,民忘疾苦”“良法善政,不可胜述”。

  均赋税扫清积弊

  清初的赋役征收沿袭明制。清顺治年间,为削弱与消灭郑成功的抗清力量,清政府实行严厉的“迁海令”,以致漳浦沿海一带百姓被迫“弃土”内迁,全县荒弃田地12万亩,直至清康熙十九年(1680),漳浦才开始复界,沿海居民复归故土,重建家园。

  陈汝咸初到漳浦时,举目四望,田园阡陌尽废,处处可见荒田颓舍。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因为“迁海令”横行的几十年间,百姓被迫放弃了在沿海耕作,而官吏仍以旧的田籍来定赋税,结果造成旧农户实际上已经他迁无耕,却仍要缴纳旧田籍的税粮。而新来的农户实际上是耕作户,却因旧田籍不载入档案而免交赋税。不仅如此,当地的乡绅、官吏还可凭权势受“荫免”。据记载,当时“世家有数千亩为一户者,下姓有数十亩为一户者”。这种富者田赋少、贫者田赋多的状况,不仅使百姓叫苦不迭,也大大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陈汝咸深知“赋役为一县大政”,他到任不久,即向百姓承诺:“吾当为漳浦立百世之利。”随后,他亲自动手,参与核算、制定本县的赋役征收计划,对每一户家庭有几口人、多少田、应纳多少赋税,均“躬自覈算”。规定以300亩为一户,作为一个税收征收单位,由百姓自报丁口田产,官府核实定户,在纳税人名下清晰地列出田亩、银米等信息及春秋两季各需缴纳的数量,按“滚单法”轮催征收赋税。同时,根据每户人口的多少出差役,对丁役五年一编,做到赋役均平。方案制定后,他将新法列榜张布四门。

  一系列的征管改革,使县里的土豪滑吏失去了弄虚作假的机会,他们想方设法阻挠新法推行,但陈汝咸顶住了各方压力,坚持不为所动。经过三年的践行,终于使新法得以确立,从根本上铲除了奸吏的作弊行为,民众积极纳税,县里很少出现欠缴赋税的现象。

  漳浦地处沿海,盐税是地方主要收入之一。旧时,税银由吃盐和晒盐者承担,后来施行盐商包税专卖。盐商为转嫁盐税,将盐价由每石3—4分上涨到每升一分,以致沿海产盐地的百姓吃不起盐。而晒盐户交售的盐一石只有5分左右,如果将盐留下自用,将会被安上私盐的罪名,这引起了晒盐户的极大不满,他们揭着麻布上街请愿,声称若不增加收购价格,就将废弃盐埕,百姓也纷纷响应,要求降低盐价。陈汝咸召集商人,要求他们根据盐的等级,收购价每石提高一分八厘。而盐商表示,他们为了获得盐引,必须给相关官员好处费,还要承担盐税。如果收购价格提高,盐价势必相应提高。为此,陈汝咸积极向上级建议:撤销食盐专卖,恢复旧制,最终获得了批准。由此,他推动的赋役、盐税改革,使漳浦自明朝以后百余年的农商积弊为之肃然一洗。

  除陋俗解民倒悬

  漳浦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十分清苦,当时民间有个陋俗,就是动不动为一点小事打官司,试图通过胜诉让对方赔钱,以致争讼事件层出不穷,一些粗通文墨的奸猾之徒趁机充当起讼棍,唆使别人打官司,从中渔利。他们与县府中的捕快、值役及地棍勾结,借讼案捕风捉影,打击毫无关系的富户,常常“以一讼破中人产”。

  陈汝咸到任后,一方面严厉惩治讼棍,声明任何人不得借词讼之机勒索百姓,否则严惩不贷。另一方面广泛宣传儒家的礼让孝悌,劝百姓互亲互爱,谦逊礼让,并规定户婚、田土等一般的民间纠纷由乡族自行调处,大的纠纷及案件亲自处理。他性警敏,处理案件迅速而慎重,一般的民事诉讼,只用书面通知当事人到场,不派差役拘捕,并能以理以法公正断案。如遇命案,他必亲临验尸,反复谛视,用手指按,这种严谨细致的作风连仵作也自叹不如,与案件相关的人员更不敢在他面前欺瞒事实。从此,漳浦百姓不再为诉讼所累。

  陈汝咸对当地的每一件大事都能明察秋毫, 发现弊端, 立刻根除。他在调查中发现,当地百姓常常为一点小事发生争执,一吵起来就会服用一种叫“断肠草”的野生植物轻生,亲属借此要挟对方, 勒索钱财。对此,陈汝咸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来革除此弊。他命令当地违法乱纪、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的人去挖这种草的草根赎罪, 并且拿出自己的俸禄收购这种草, 然后堆积在广场上, 当众焚烧。一段时间之后,断肠草在漳浦一带几乎绝迹。

  福建地区自古就有“好巫尚鬼”的传统,漳浦民俗也迷信鬼神,不相信医药,百姓有病就用银两请“巫医”卜药而食。病愈即为神佑,病死则谓“神不佑也”。

  一次,他下乡体察民情,见一户农家的门口围着许多人,就问围观的乡民,乡民说:“这家的主人冒犯了鬼神,昨天还在地里干活,今天就突然卧床不起。这不,请来一个巫医正在驱鬼治病呢。”陈汝咸向院子里望去,见一个巫婆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左一下右一下地抽打病人,嘴里还念念有词。见状,他厉声将巫婆喝退,然后亲自给病人号脉,开了几服药。一个星期后, 病愈的农夫带着蔬菜、水果等前来感谢县令救命之恩。

  此后,陈汝咸公开张贴榜文,严禁巫医装神弄鬼,欺骗百姓。他常常亲自给老百姓开药治病,向老百姓宣传有病就要医治的道理。

  陈汝咸感到,漳浦百姓之所以迷信,是由于德化未及,民智未开。而要对百姓进行教化,就要大兴学校。他治理漳浦期间,多次修缮文庙。康熙三十六年(1697),陈汝咸在县城四门设立4所义学堂,又于铜山、云霄等地建义学。每月初三、十八,陈汝咸集中县里的士大夫和乡里的好学青年,在明伦堂讲习五经、理学等书科。每月初一、十五,教习时文两篇、古文诗赋一篇。每次,陈汝咸都亲临教诲,从容答辩学生提出的各类疑难问题。对学生的月课作业,他亲自点评。由此, 漳浦民风、学风大振,许多人勤于读书,使漳浦出现了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喜人局面。在他的学生群体中,涌现出两代帝师蔡世远、蔡新,筹台宗匠蓝鼎元,在平台治台中立下文功武绩的阮蔡文、陈梦林等人,隐然形成准地缘政治的漳浦精英群体,一时之盛,全国罕见。

陈汝咸在漳浦主持修建水利工程。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陈汝咸在漳浦13年,恪尽职守,时刻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

  康熙三十六年(1697),漳浦发生春旱,米价陡涨,百姓无力购买。陈汝咸请示上级开常平仓,降价出售大米,以平抑粮价。这一举措从四月初一起至早稻收成为止,百姓没有饿死一人。

  这年十月,全县粮食再次歉收,陈汝咸命人走海路,到家乡宁波及江苏一带收购大米,全部平价出售给老百姓,并允许贫困人家借贷购买。

  康熙四十六年(1707)六月,漳浦突降暴雨,肆虐的洪水涌向南门外的民宅,百姓们跑上屋顶求救。当时,陈汝咸正患腿疾,他不顾病体,拄着拐杖登上南门城楼,一边募集小船及船工,一边动员百姓用粗绳扎木筏十多艘,分头抢救难民,下令每救一人,赏钱30文,钱从自己的薪俸中扣除。他的行为感动了当地乡绅,他们纷纷捐款捐物。此次洪灾,男女老少被救者数千人。陈汝咸将他们安顿在西门外高地上,动员他们在洪水退了以后投靠亲戚,实在无亲可投者,分批安置在各寺观祠堂,施以米粥。次日,他又令各受灾村统计灾民数据,按人口赈济,溺死者拨给棺木安葬。

  洪水把东门城墙冲毁20多米,陈汝咸又带头捐银40两,其他官员也纷纷捐出俸禄,及时予以修复。洪灾无情,但由于救援及时,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

  在漳浦期间,陈汝咸还以“宜筑者筑,宜塞者塞,宜浚者浚,溪流汪洋,舟楫可通,合西南之水,朝宗于邑”为指导思想,倡建双溪坝和得仙桥,主持修复了一批惠民水利工程。

  缉盗贼保境安民

  漳浦地处漳州与潮州之间,清初常有海盗骚扰,他们与陆上的盗贼互通消息,抢劫完后即转移出海,官府往往无计可施。这给当地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影响,海上贸易也因此中断。

  为保一方平安,陈汝咸强化治安,推行保甲制度。康熙三十九年(1700),他重新编订保甲,以每10家为一甲,每20甲为一保,把全县编成166保。每甲又建立户口牌,由人口最多的一户担任甲长,同其余9家互相稽查。同时下令禁止收留匪徒,打击轻生服毒、斗殴、赌博、溺女等违法行为。如有违禁者,同甲9户要通知保长,协同缉拿人犯送官。新保甲制度的实行,断绝了盗贼与海寇的联系,使海盗失去耳目。与此同时,他“令各乡练乡兵,日则瞭望,夜则巡逻”,积极组织力量,剿除海盗。

  康熙四十二年(1703)夏季,陈汝咸得密报:有贼人数百潜伏于七星洞,欲招人入海。他立即调集官兵前去围剿,狡猾的贼人逃进和平山,陈汝咸秘密招抚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他们诱捕了土寇头目曾睦等人,将这伙土寇一网打尽。

  康熙四十三年(1704)冬十月,地方保甲报告:发现一伙可疑人物,携带着不少资财。陈汝咸设计将他们擒获,经审讯,果然是一伙海盗,还缴获了大量财物:“白金2880两,珍珠46颗,玛瑙2颗,绮纻罗纱千余疋,洋镯洋簪杯斚之类不可胜数。”

  贼首徐容,福建平和小溪人。据他供述,他们原是几个贫民和水手,为饥寒所迫,在广东海丰一带抢夺营伍及商贾的船只器械,做了海盗。队伍开始时有船五艘,每船不过数十人。贼首除他之外还有辛老大、陈老大、吴开锡、阿保位,分为“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号。徐容是“信”字号,陈老大“礼”字号,辛老大“义”字号。以后人数和船数增加,辛老大的弟弟辛五十七又另立了个“兴”字号。他们最盛时有船11艘,不下千余人。但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们与广东水师提督标下的官兵打了一仗,结果大败。康熙四十三年(1704),徐容自广东开洋一路劫掠来到漳浦古雷,这时,船忽然坏了,海盗们只得携带财物雇小船登岸。过云霄时,被保甲盘查发现,然后就被捕。

  徐容向陈汝咸献上招抚海盗的办法,把方案说得很详尽。于是陈汝咸将缴获的财物上交藩库,上书陈述剿抚海盗的方略,请求赦免徐容,让其戴罪立功,抓捕余党,并表示自己甘当此任。督抚考虑到陈汝咸是个书生,不适合带兵,就将此事汇报给朝廷。于是,康熙帝遣内阁学士、刑部右侍郎常授,带着徐容从福建前往广东招抚海盗。那个叫阿保位的贼首见徐容都被宽大了,就带着237名海盗缴出枪炮器械投诚。据《康熙朝实录》卷之二百十七记载,清廷根据陈汝咸的建议,对他们的处置是“愿为民者,按插原籍;愿为兵者,编入各营”。最终,除了“礼”字号陈老大漏网,五支海盗中有四支被剿灭或收编,海路恢复畅通,商船恢复通行。

  爱民者,民爱之;惜民者,民惜之。由于陈汝咸在漳浦任上政绩斐然,康熙四十七年(1708),上级决定调他去南靖县治盗。这一纸调令,揉碎了漳浦百姓的心,也让陈汝咸陷入了沉思之中。13年的风风雨雨,他与漳浦百姓一起承担了下来,可谓心心相依。离任之日,万余百姓遮道挽留,那个情景,在他的为官生涯中,成了一道抹不去的记忆。

清代漳浦县衙内景。(资料图片)

  陈汝咸走后,漳浦百姓为他修建了一座生祠,名月湖书院。在漳浦历任知县中,令乡人感念不忘并为之立生祠的,仅陈汝咸一人。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乾隆帝师的蔡世远在《月湖书院碑记》中写道:“月湖者,所以表公清且明,又公乡有月湖故也。”也因为这个原因,后人称陈汝咸为“月湖先生”。

  陈汝咸到南靖后,“积盗”曾惜、刘渐等慑于他的威名,聚到一起商量,说:“这个姓陈的是个大清官,在漳浦13年了,擅抓各类强盗,我等的出没信息他都清楚,还能往哪里逃呢?倒不如去归顺他,他一定会给我们一条生路的。”就这样,陈汝咸到南靖只有几个月,便恩威并施收服了全部匪贼,南靖百姓从此过上安定日子。

  任京官再降匪首

  康熙四十八年(1709),陈汝咸调入京城,升任刑部主事,旋即被提拔为御史。

  这时,山东登州北部海域出现了一伙海盗,常常掳掠商民船只。这伙海盗是随夏月季风从南方海域流窜过来的,在北上途中还杀了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闫福玉,在登州杀了水师游击滕国祥。康熙帝闻讯大怒,令盛京、山东、苏北沿海各地官兵封锁海岸线,堵死海盗上岸寻求给养的所有通道。

  陈汝咸听说海盗头目名叫陈尚义,马上想到了那个几年前漏网的“礼”字号贼目陈老大。于是,他上疏朝廷,建议招抚这股海贼,自己愿担当此任,并推荐江西举人阮蔡文协助。康熙帝同意了他的请求。

  临行前,康熙帝亲切地关照道:“你是我身边的大臣,要保重身家性命,不可亲自下海,以防风涛不测,只要命令阮蔡文前往就足够了。”接着又关照说:“山海关外道路崎岖,你是南方人,不善骑马,应当坐着轿子去。”陈汝咸连连感激谢恩。

  阮蔡文的父亲是福建漳浦人,因为苦于清廷针对台湾郑氏的迁海政策和徭役繁重,徙居江西,所以阮蔡文出生于南昌,他生性机敏,能文能武,24岁中举人,却屡次进士不第。

  阮蔡文与陈汝咸相识,是因为其母亲去世,他扶柩还葬漳浦。时任县令的陈汝咸看重他的才学,礼请他到学堂讲课。后漳浦发生灾荒,阮蔡文在同乡好友、时任浙江定海镇总兵吴郡的帮助下,请旨后截留江浙漕粮五万石,运至漳州、泉州,解决了家乡百姓的燃眉之急。所以这次有机会,陈汝咸就大力举荐他。

  陈汝咸率阮蔡文和千总骆南、左其彪等人前往辽东。他们入海不久就遭遇台风,骆南等人所乘的船漂得没了踪影,阮蔡文的船被大风折断桅杆,差点翻船。

  陈汝咸得知船只损坏,立即骑马赶至天桥厂,派船救援。阮蔡文、骆南等人最终在登莱上岸,换船重新出发。

  这时,海盗因无法上岸补给淡水粮米,又遇风浪,已病死、溺死多人,幸存者如丧家之犬,一路南逃至浙江舟山。阮蔡文等循迹追踪,一直来到海盗的巢穴尽山岛(今嵊山岛)和花鸟岛之间。阮蔡文径直登上海盗大船,见到了陈尚义,慷慨宣示朝廷谕旨,陈说利害。海盗中有拿不定主意的,有对招安心存忌惮的,有密谋劫持朝廷使者的,但他们看阮蔡文会武艺又有气场,恐怕不好对付,最终决定投降。

  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二月,阮蔡文带着92名海盗在宁波登岸。根据陈汝咸的建议,这些海盗被归并到盛京金州地方水师营。首领陈尚义、张可达等被分配给新设立的旅顺水师,并由他们挑选30名熟谙水性、会掌舵的水手作为水师教习,随同官军出洋廵哨,“海中盗贼伊(陈尚义)悉知之,自然渐次擒获矣”。

  这一年,陈汝咸被提拔为通政使参议。

  论治台卓识远见

  陈汝咸长期担任漳浦县令,因漳浦与台湾之间人员往来密切,引起了他对台湾事务的关注,提出了一整套治理台湾的设想。他的设想涵盖渡台给照、移民入籍、县官归治、班兵轮换等多个议题,涉及当时清廷整体治台政策的变革。他的建议,侧重于改革政府的行政管理,除了要严厉处分未尽职责的地方官员、保证赴台人员素质外,更积极的是,在承认移民已大量赴台事实的前提下,调整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机制,使之规范化、效能化。他的这些主张,有些被朝廷采纳,有些被后来者特别是他的学生蔡世远、蓝鼎元、阮蔡文等人继承与发展,对台湾事务产生了深远影响。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爆发朱一贵起义,蔡世远得悉朝廷将出师台湾,急忙修书给总督满保,建议他告诫入台清军不要随意杀人。台湾局势安定后,他又建议有司选用廉洁贤能的人出任地方官,使上下缉和,确保治安。这些建议与他的老师陈汝咸一脉相承,为总督满保所采纳,使台湾人民深受其惠。

  蓝鼎元,康熙六十年(1721)随族兄蓝廷珍出师入台,平台后又在台湾住了一年多。他出入军府,筹划军机,处理政务,提出了很多治理台湾的策略,被誉为“筹台之宗匠”。清政府在台湾增设绥化县、淡水厅,升澎湖通判为海防同知,添兵分戍,多出自蓝鼎元的建议。所著有《东征集》《平台纪略》等。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帝还下手谕:“朕披阅蓝鼎元所著《东征集》,其言大有可采。”台湾史学家连横也说:“鼎元著书多关台事,其后宦台者多取资焉。”

  阮蔡文,康熙五十二年(1713)任台湾北路营参将,与台湾诸罗县知县周钟瑄一见如故,两人一起整饬吏治,约束官兵,安抚番黎,并捐出银两建学校。台湾北路一带方圆千里,特别是淡水(今基隆市),终年阴雾笼罩,毒气弥漫,是郑成功流放罪犯的地方。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这里才开始设淡水防兵,但戍卒多病死,能生还的不到三分之一,以致后来连巡哨都不敢去。阮蔡文了解情况后决计前往,他的部属坚决反对,痛哭流涕地劝阻他。阮蔡文说:“台湾虽弹丸之地,却关系到福建的安危;淡水又是台湾的关键。由淡水到福建,顺风的话一天即可到达。况且这里汉民和土著杂居,逃到岛上的亡命者一天天增多。如果不熟悉那里的情况,又怎么能管控和调度呢?”于是他自备帐篷、铺盖,白天调查考察,夜晚秉烛记下走过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民情、风俗。他还写出祭文,祭奠那些在淡水阵亡或殉职的将士,文章悲怆激烈,催人泪下。他所经之处,那些原住民准备了牛羊酒食,在路边迎接他。阮蔡文一一婉谢。他向原住民儿童讲授经学知识,儿童中如果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奖励他钱币。他还给原住民讲解君臣、父子之大义,反复不倦,当地少数民族都非常感念他。

  陈汝咸及其学生的治台卓识和策略,对清代台湾的发展影响深远。他作为一位没有去过台湾、也从未直接负责过台湾事务的大陆地方官,能对台湾事务洞若观火,对治台方略成竹在胸,实在难能可贵。

  赈陕甘积劳病逝

  陈汝咸任京官后,珍重乡谊,谋划在京重置鄞县会馆,并任鄞县会馆主事,对会馆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今北京右安门内郭家井2号原四明会馆(前鄞县会馆)旧址,有一方立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的《鄞县会馆碑文》碑石,文中称“吾鄞县会馆,创自前明,久经颓废。国初时,吾乡大理寺卿心斋陈公,始力整理,阖邑赖之”。鄞县会馆是鄞县商人组织起来的第一个地域性会馆,不仅为同乡之旅寓者提供膳宿,增进乡谊,还成为在京经商、做官的乡亲聚会之处,有力地推动了宁波商帮的形成。

  康熙五十二年(1713),陈汝咸奉皇命祭祀炎帝、神农、舜帝陵,并慰问当地驻防官兵,出入苗疆,筹划治理良策。次年,陕西、甘肃一带闹饥荒时疫,时任大理寺少卿的陈汝咸奉命前往赈灾。

  临行时,康熙帝叮嘱他:“边境地区穷苦,没什么好的伙食,那里出产的肉苁蓉、土参,朕也尝过,味道和营养都很好,你要吃一点啊。”陈汝咸叩头谢恩。

  但一到甘肃境内,看见饿殍遍野,陈汝咸就不再吃酒肉了,他要与百姓同甘共苦。

  沿途,他“抚慰饥民,流涕沾襟”。在崎岖的山岭路段,他下马步行,曾一天翻越9座山岭,只是为了让那些地处穷乡僻壤的百姓也能及时得到救助。

  当到达宁夏固原时,陈汝咸已抱恙在身,但他并不在意,依旧日驰百里。

  至平凉,他开仓散粮,并调运镇原仓储粮赈灾。

  百姓得到了救助,陈汝咸自己终于累倒了。

  康熙五十五年(1716)六月二十五日晨,陈汝咸因长时间“徒步郊野,汗泪交并,时值疠疫炎蒸,遂一病不复起”,不幸逝世于宁夏六盘山下的海都喇,终年58岁。“弥留之际,语不及私,惟恨饥民情形不得上达。”

  他入殓时,地方官员整理他的行囊,只有一套替换的衣服和一串铜钱。

  康熙帝听闻陈汝咸去世,哀痛不已,连连称叹:“好官可惜!好官可惜!”

  好官以民为念,民自然亦以他为念——

  他病逝的消息传出,陕甘宁一带的饥民“聚而哭之”。

  消息传到漳浦,全县上下立即被悲情笼罩。地方志记载:儿童停止歌唱,妇女于室内哀号,商贩于道上流泪。穷乡僻壤的野叟农夫,提鸡携酒到月湖书院哭祭。士民痛哭流涕如同失去父母,甚至有斋佛为哀的,一连数十日没有断绝。南靖百姓“亦聚而哭之于社”。

  为纪念陈汝咸,漳浦百姓自发募资,为月湖书院购置义田,并与南靖人一起,塑陈汝咸像于两县的名宦祠中。

  从此,两县百姓年年供奉祭祀。一直到今天,当地的人们还在用这种朴素的方式,怀念这位造福一方的好官,颂扬这位鄞州人的清名,寄托对他的思念和景仰。

  附:月湖书院公祭大理少卿前邑侯四明陈公文

  天下最伤心之处,莫大于事业垂就,一身先死。呜呼!我公而竟若此。公自丙之岁,由翰林出知漳浦,十有三年。调南靖,浦人攀留不得,乃建月湖书院,塑公像于中,讵今六七年。士女岁时登堂瞻拜,击鼓张灯,届公悬弧辰,必召梨园庆祝。方期千秋百岁,此乐未央。不谓甫至于今,而固原都喇,遂为月湖伤心之地也。呜呼痛哉!

  公在浦时,良法善政,不可胜述。大约推心置浦人之腹,以饥寒疾苦为己任。吾民匹夫匹妇,无不被公之泽;吾党后生小子,无不受公振兴培植者。公在京邸,精神犹注吾浦,遇漳人,倍加亲爱,凡绅士、民生休戚,一一问讯,忧喜相关。吾民虽去公六千里,家家户户注意吾公,如慈父宦游京师,子孙无刻或忘者。闻公补比部,则喜;闻擢御史台,则又喜;闻海洋招抚功成,益喜;闻参银台,使三楚,迁鸿胪,晋廷尉,犹喜之喜。方颙首望公节钺吾闽,福星重照,俾父老子弟得遂饥渴瞻依,不谓陕右之讣,突如其来也,呜呼痛哉!闻讣之日,童辍其歌,妇叹于室,道路咨嗟涕洟。穷乡僻壤,野叟田夫,只鸡樽酒,来哭公祠。甚者,斋佛为哀,数十日不绝。某等谬叨门墙,素蒙教诲,曾不能一走浙东,哭奠灵輀之侧,登斯堂而瞻公像,思公十三载精神心血,毕萃吾乡,则知千秋百岁,公魂魄犹应恋此。虽捐置祭田,以时享祀,是区区者,亦何足报公之万一。不过,欲使吾民子若孙,得世世事公勿替。而向之冀见公于京省,望公之重来者,今则徒仰瞻遗貌于几筵榱桷之间,笑语、提命皆不可复得也,呜呼痛哉!

  公事业著吾浦,为开邑第一贤令。数年之间,洊历卿贰。上布皇仁,下达民隐。当宁眷注方深,将大用以竟其生平所学,公亦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年不能待,为可悲也。家有令子,庭有贤孙,继公之志,曷其有极!公亦可无憾矣!尚飨。

  作者:清·蓝鼎元(系陈汝咸学生,被誉为“筹台之宗匠”)

 
 
原标题:
编辑:陈时飞
来源:鄞州新闻网 20-06-28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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