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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谱编修的意义及公众史记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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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参与,人人留史,这是公众史学的基本口号。家族是最基本的血缘组织,是永恒的社会细胞。以家族为单位,建构民众的历史,这是最为理想的公众史记录载体,是值得推广的活动。村谱适应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成为像方志一样的事业。

  2014年春,因旧村改造新村建设,鄞州区下应街道史家码村面临整体拆迁。另一方面,随着村里老人的不断凋谢,村落历史记忆不断丧失。村支书史佩林在与其他村干部商量后,决定续修史氏家谱。

  史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古老家族,南宋的史氏,“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被称为宁波第一家族。史家码史氏虽是其中普通一支后裔,但自清代中叶以来,曾6次修谱,现存最近版是1944年章大澍修编的《鄞东史氏宗谱》,迄今已有70多年未修谱。

  为了不让传统文化载体断绝,由史金祥等3位老人组成的修谱小组,开始搜集资料。史家码村除了主姓史姓外,还有陆、康、张、李、陈、王、俞、杨、应、董、曹、夏、林、罗、周、徐、沙、吴、丁、秦、戴、姚等24个小姓。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姓村民和谐相处。然而,在修谱过程中,一些微妙的情况逐渐出现。其他小姓村民认为:2006年重修史氏祠堂时,村里各姓村民共同捐款,他们纷纷响应,现在修谱却没小姓村民的份,这有点说不过去。史金祥先生表示,这种宗族间的不平衡性确实值得考虑。于是,他想出了编纂村谱、各姓村民均入谱的平衡办法,此举获得了其他小姓村民的全力支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至2015年底,村谱修成,直接名为《史家码村谱》。如此,村谱编修已成为全村一项温暖民心的文化工程。

  2015年5月以来,笔者承担了《史家码村史》的主编工作,从而有机会关注村谱编修一事。笔者长期从事新修家谱研究,还是第一次听说村谱。进一步查阅资料得知,曾有类似的《歙县江村谱》《岭头村谱》,这是明朝人所写宗谱名的略写,实际仍是宗谱。查阅国家图书馆图书目录,并没有“村谱”一览。再检索相关新闻报道,2012年,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南庄村4位王姓老先生曾私撰家谱,新闻报道将之简化为《南庄村谱》,不过原书仍作《南庄村王氏宗谱及其他姓氏宗谱》,没有直接标为“村谱”。这是一种“主姓+小姓”宗谱,早在1987年浙江金华永康县官川村编修的《官川村志》就出现过。显然,独立而明确称为“村谱”的,除《史家码村谱》外,并不多见。

  那么,村谱的出现,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一是由一姓到多姓,改变了入谱姓氏的结构。自古迄今的宗谱,向来只写一姓,而村谱可以写多姓,村内大小各姓均可入谱。在传统宗谱体制下,以宗籍为原则,不管地域,族人迁移到哪都是族人,修谱时都得想法收进来,称为“上谱”。所以,古人修宗谱时要出差,要到其他地区征集迁移到外地子孙的信息。而在多姓的村谱体制下,以村中户籍为原则,不管宗籍。《史家码村谱》“凡例”称:“村谱编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2015年的人员变动状况等,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只局限于本村所在户籍和他们的不在本村户籍的直系亲属。”村谱完全以户籍为主,只收户籍在村中的村民及其迁移到外地子孙的信息。解放前户口迁移到外地的村民,不再收入村谱。

  二是组织方式的改变。修谱一直是民间行为,要不要修谱,存在决策、人才、经费诸多考量。济南大学原副校长党明德先生说:“古时候修家谱,一般是利用家族的族产或家族成员的捐助。但现在家族成员大都分布散落,即使一些村子有公共财产,但要用来修家谱,难以让全体村民同意。”筹措经费时,多用募捐或赞助之法,一些普通村民一时会不理解,甚至抱怨摊派。现在改为村谱,就可成为村“两委”的组织行为,这些问题就可解决了。在现行管理体制下,村“两委”管理村中一切公共事务,可决定要不要修村谱,解决各姓村民之间的利益矛盾。村“两委”可以出面聘请修谱人才,组建修谱小组,也可从村中公共经费中支出,保证编纂经费、印刷经费。从目前来看,史家码村及邻近的江六村修村谱,多采用“上班领工资制”。也可采用“经费包干制”,可能效率更高。

  三是彻底解决了政府与宗谱修撰间的关系。传统中国是“家国同构”体制,地方上的宗族管理是国家管理的基础。现代中国是“国家与社会”体制,行政管理以全体村民为己任,宗族管理以一姓为己任,这是两者矛盾之处。经过近70年的地方建设,政府有效控制了村级基层管理。1958年以后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的属性完全地域化了,宗籍观念彻底淡化。上世纪80年代以后,南方各地逐渐兴起宗谱编纂之风。如何对待家谱编纂活动,地方政府一直束手无策。上世纪90年代,曾出现多篇文章,要求叫停宗谱编纂活动。不过,多数基层政府采取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将之理解为民间文化活动。由于多数村级干部是本族成员,内心上支持宗谱编纂,但这种支持是私下的个人行为。政府游离于宗谱编纂之外,管理、参与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将传统的宗谱加以改造,成为多姓的村谱,就避免了传统的宗法管理嫌疑,完全适应了现代社会管理体制。村谱的出现,解决了基层政府在宗谱编纂上的管理权与参与权问题,让村“两委”可以名正言顺地出面领导、加以推动。村谱适应了现代村级基层管理体制,与执政党的利益统一了,与全体村民的利益统一了,这是最为可喜的事。

  四是宗谱性质的彻底更新。由宗谱而村谱,一字之差,性质完全不同。谈及宗谱,很多人的思想观念中总免不了封建宗法的嫌疑。确实,宋、明以来的宗谱是加强宗族管理的手段。不过,新中国以来,宗族管理彻底淡化,宗谱的性质完全改变。冯尔康先生反复陈说:“族谱是家族史。”“作为家族史的族谱,是民众史。”前者是从现代史学的中国家族史角度给出的定义,后者是实际从民间史学角度给出的定义。村谱的出现,让宗谱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不是宗族管理的手段,而是全体村民当代历史的记录载体。笔者关注的是当代家谱编纂的公众史学属性,当代家谱研究,本质上是当代公众史记录活动,属公众史学分支。人人参与,人人留史,这是公众史学的基本口号。家族是最基本的血缘组织,是永恒的社会细胞。以家族为单位,建构民众的历史,这是最为理想的公众史记录载体,是值得推广的活动。

  综观中国家谱编纂的历史,总体趋势是由官而民,由宗族而“后宗族”,由宗籍管理而宗族历史记录。到了当代,完全成为公众史记录。村谱适应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成为像方志一样的事业。

  (作者为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  钱茂伟

 
 
来源:鄞州新闻网 18-01-30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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